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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军事思想（上）
一、曹操的军事思想的来源
曹操的军事思想有广泛的来源。首先，来源于他统一战争的实践。曹操在这一实践中，探讨了如何从没有兵、没有地盘起步，如何在群雄包围的内线作战中杀出重围，如何战胜强敌袁绍成长为中国最强大的力量，如何为消灭联合起来的南方势力进行战争准备。核心问题，是在汉末条件下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手段，实现以弱胜强，尔后以强胜弱。由于他所处的北方，混战比任何地方都激烈，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经济崩溃，比任何地方都严重，曹操又连克群雄，所以其军事实践也比任何群雄都复杂、生动和成功，为其军事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曹操又是一位好学深思之士，御军30多年，手不离书，白天研讲武策，晚上思考经传，又喜好同众僚属讨论问题，内论御敌固守、行军进退之宜，外料敌人变化、彼我虚实、战争之术，经常整夜不停地探讨。沿着这条实践、探讨、再实践、再探讨的道路，最终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这一军事思想，是他个人才力的产物，也是他周围谋士共同智慧的结晶，是指导曹操取得胜利的思想。
其次，曹操的军事思想来源于申、商思想的影响。这同汉末思想发展趋势有密切关系。汉末以来，在两汉占统治地位的经学由于不能适应干戈不息的社会需要，走向衰落。思想界经受了离经叛道的洗礼，兴起了对弃农经商、奢侈、厚葬等弊端的社会批判思潮，认为时代已临末世，应当在治理社会时刑德并用，以法治为本。接着，曹操带头兴起一股喜好法术的思潮，他的兵学以受法家影响为主，受儒家影响比较少，所以陈寿说曹操是“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曹操根据治乱世用重典的原则，大胆地求助于战国申不害、商鞅。申不害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主张用术，倡导君主“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商鞅则主张通过战争统一天下，奖励耕战，赏罚严明，以法治军。曹操鉴于申不害学说有术而无法，容易使法令前后不一，授人以隙，商鞅学说有法而无术，虽然造成国富兵强，但是君主无术以知奸，两者各有一偏，因此兼用法与术，通过二者互补以纠各自之偏，创造性地把它们应用到汉末军事斗争中。由于头脑中儒家思想较少，他用兵时主张大力使用权谋，作战指导思想以用诈设奇作为特色。
再次，就兵学自身而言，曹操的军事思想还来源于孙子等兵家。曹操读了很多兵书战策，最推崇《孙子兵法》。孙子重诡道，曹操用兵也以诡诈见长。鉴于世人对于《孙子兵法》未能深入训释，他为其作注，撰《孙子略解》，撮取诸家兵书精华，著《兵书接要》，又把自己所得，著为《孟德新书》十万余言。除《孙子略解》外，现在均已亡佚。
二、用干戚以济世的战争观
汉末，军事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对待战争的态度，成了割据者的首要问题。割据者中，有一类人一味黩武，如董卓、李傕、郭汜等，企图以武力解决一切，虽然得逞于片刻，但是弄得天怒人怨，都迅速灭亡；另一类人幻想以文取胜，如刘虞、刘焉父子、刘表等人，由于受儒家忌言兵的影响，所谓“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企图拥兵自保，中立避战，一味恃文，也先后灭亡。这两类截然相反的人，都不能正确对待战争。
曹操既反对一味恃武，也反对一味恃文。他肯定战争，称颂战争是济世所需，引证儒家经典说，《易经》称上古有“弧矢之利”（弓箭之利，是在天下建立权威），《论语》曰“足兵”（应保持足够的武装力量），《尚书·洪范》八政曰“师”（古代八种政事为建立和使用军队），《易经》“师贞丈人吉”（当战争是正义的，而且有德高望重的人临阵指挥时，就吉利），《诗经·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爰征其旅”（天帝告戒周文王不可贪求别人土地，但是当密国人来侵犯时，文王则赫然大怒，整军而出，以止其侵犯），以上述经典证明儒家并不一概反战。曹操有征引史实，说明黄、成汤、周武王“咸用干戚以济世”，援引《司马法》“人故杀人，杀之可也”。认为不如此，有可能像只文不武的徐偃王那样，迅速失败，结论是：“恃文者亡”。曹操坚持武力统一中国。一丞相掾属谏止他对刘备用兵，曹操说，你应当了解我，想让我安坐不动，只推行周文王的文德，恐怕我不是那样的人。
曹操又主张限制战争。说圣人用兵，“戢时而动，不得已而用之”。建安七年，他经过家乡谯县，见到人民死的死亡的亡，走了一整天见不到一个熟人：“生民百遗一，念之绝人肠”。惨酷的见闻，促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老子反战思想。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曹操认识到一味好战，将重蹈夫差的前车之鉴，结论是：“恃武者灭”。
曹操对战争肯定和限制的界限，在于战争是否具有正义性。凡是具有“义”的战争，他是肯定的。他说参加讨董战争，是“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说“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他所谓的“义”是声讨董卓之罪，削平群雄，统一国家。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他把战争同政治结合起来，使之尽可能拥有更多的“义”，通过挟天子令诸侯，披上“奉辞伐罪”、“奉过威灵，仗钺征伐”的神圣光环，使他出事的战争具有讨伐叛逆、维护汉室正统的名义。正如他说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三、文武并用的战争指导思想
曹操主张文武并用，调动多种致胜因素，争取战争胜利。他看重政治致胜的作用，已如上述，又看重经济致胜的作用，讲求足瞻军国，认为安定国家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并天下，汉武依靠屯田平定西域，这些是先代的良好范式。在汉末经济崩溃之时，应大力屯田。此后又充分肯定屯田的历史作用，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屯田是“不朽”的事业。他企图依靠盐铁之利，满足军国之用，把盐铁的利权从郡县重新收归中央；认为主持盐铁的司金中郎将是比军师还重要的“建功”的职务，要选得力的人充任。
他看重外交致胜的作用，主张以外交分化众多的敌人。在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时期，主张把群雄分开来，每次作战只打击一股势力，形成争取友军、孤立打击对象的思想。凡属日后可能是敌人，而当前可以团结的力量，他都团结。刘备来投靠时，程昱劝他杀刘备，他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在打袁术时，明知吕布“狼子野心”，仍然以诏书拜他为左将军，手书厚加慰劳，以便破坏袁、吕合纵，集中兵力对付袁术。直到袁术败走后，才擒杀吕布。他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进入以强敌弱的外线作战。但这时他却骄傲了，一度以“霸王之兵”自居，认为“霸王者，不结成天下诸侯之交权者也，绝天下之交，夺天下之权，以威德伸己之私”，因此在赤壁之战中，傲对益州使者张松，也没有争取孙权，反而同时打击孙、刘，结果遭到赤壁惨败。他迅速从中吸取教训，重新回到分化瓦解敌人的思想上来。此后，他以“缓之而后争心生”的思想，离间孙、刘，怂恿双方火拼，以坐收渔利。
在肯定军事致胜的作用时，曹操不仅重视兵力、兵器的作用，也十分重视谋略的作用。在割据初期，曹操与袁绍、袁术等群雄相比，兵微将寡，在作战中唯有发扬其智力优势，因而形成了重谋略的思想。他强大起来以后，仍然保持了这一特色。他认为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庙胜、谋胜，谋功高于野战功绩。他说《左传》等经典以庙胜为贵，历史上萧何的受封，先于攻城野战的曹参，珍重计谋是古今所崇尚的。古人把运筹帷幄的谋划摆在首位，攻城夺地的胜仗摆在其次。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官渡之战中接受旬彧的劝告，在最困难的时候坚营固守，决不后撤是正确的，当时如果退兵，则敌人怀利，士气百倍，自己军队胆怯丧气，必败无疑。是旬彧之谋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而海内对此还不理解，所以他反复阐说庙谋所起的重大作用。在潼关渭南之战中，他对围观的秦、胡兵说，我曹操也是个人，并非有四目两口，只是多智罢了。他的结论是“虑为功首，谋为赏本，野绩不越庙堂，战多不越国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
曹操军事思想（下）
一、诡诈善变的战略战术思想
曹操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同多种类型敌人作战，形成以善变和诡诈为特点的战略战术思想。在作战指导上，强调从敌情出发，不拘一格，“兵无常势，盈缩随敌”，根据实际情况“应机而变化”，不死守固定模式，认为“兵之变化，固非一道”，能把致胜因素变化到极致，就是胜利，“能应敌变化，取胜若神”。如何变化，事先不能定死，只能“料敌在心，察机在目”，通过认真思考，判断敌情，观察各种迹象，临机处置。
曹操主张按照情况活用作战原则。孙子提出，用兵的原则是十则围之。他发挥说，这是指双方的将领智勇相等，兵力利锐相同说的；如果主弱客强，不必用十倍，我用一倍兵力围下邳生擒 布，就是证明。他把作战原则看作有条件的，可修正的，条件变化以后，就要灵活处置。孙子反对百里而争利，说：“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罢者后，其法十一而至。”曹操在注中也说：“百里而争利，非也”；但是在荆州追击刘备的时候，他置这个原则于不顾，亲率精骑5000急追，一日一夜行300余里，并且获得胜利。这是因为情况不同，孙子生活在车战时代，他生活在步战骑战时代，刘备兵多而不精，处在败退之中，他是胜利之精骑，士气高涨，所以敢于超脱原则。因此他主张“权因事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如何变化，不必死守原则，承认军事原则的相对性，反对其绝对性。
他主张“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他发现进攻邺城不克是由于此举促使袁谭、袁尚合力守城，便通过退兵诱使二袁转向自相争斗。当袁谭、袁尚中计果然发生了内斗时，他主张“当乘其乱”，回军各个击破之。赤壁战后，他“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桡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对南方由战略进攻，转变为知难而退的积极防御。
在兵力部署上，他重视使用善于变化的奇兵取胜。在历史上，他较早地对奇正作出解释，指出“正者当敌”，“奇兵从傍击不备也”，即正兵是担任正面作战任务的部队，奇兵是担任侧击或迂回等机动作战任务以击敌之不意的部队。孙子说：“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曹操进一步指出，无论孙子说的何种情况，在部署兵力时，都应该区分奇正：“以五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以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与敌人众等，善者犹当设伏奇以胜之”。
曹操强调诡道用兵，并以此著称，认为在作战指导中，“形露必败”，主张“以诡诈为道”，尽可能地制造假象，荫蔽自己的意图，不使暴露，以出其不意，击其不备，让敌人不知道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战法进行打击，陷敌于被动。他在白马之战中，主张声东击西，佯渡黄河，分散袁军兵力；延津之战中，主张通过饵敌，使敌骑阵形混乱；北征乌桓时，主张用而示之不用，制造退兵不打的假象，然后大军秘密出卢龙塞，达成对乌桓的战略奇袭；渭南之战中，主张骄敌示弱，渡渭后不立营，不应战，麻痹了关西军，都创造了诡道用兵取胜的成功范例。
曹操之所以强调诡诈善变，目的是为了夺取主动权，实现其“战在我”的名言。他征关西时，针对内部关于关西兵强、习长矛的议论，提出“战在我，非在贼也。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诸君但观之耳。”他在那次作战中，企图渡过西河，却故意屯兵于潼关前，将关西兵吸引至潼关集结，造成敌西河守备空虚，然后出敌不意地渡过西河，出现在潼关之后，将潼关之关西兵置于无用之地，通过这一诡诈用兵，夺取到作战主动权，实现了“战在我”的要求。他所以变化常规战法，目的也在于此。他认为攻城夺地，有时候就要突破常规，像孙子说的那样，“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他曾置徐州陶谦侵占他的华、费二城于不顾，而径直出兵徐州，说这是因为华、费“城小而固，粮饶，不可攻也”。由于不顷兵攻城，保全了兵力，一举攻陷徐州14县。他补充说：“小利之地，方争得而失之，则不争也”。初平三年，于毒等攻东武阳，曹操不回兵自救，反而引兵西进，攻于毒本屯。说：“孙膑救赵而攻魏，耿yan欲走西安攻临淄。使贼闻我西而还，武阳自解也；不还，我能败其本屯，虏不能拔武阳必矣。”于毒等果然放弃东武阳还兵。曹操从改变常法中，调动了对方，夺取了主动。
二、持法重才的治军思想
袁绍起兵前，表示如果讨董的事不成功，他将据有河北，南下争夺天下。问曹操打算据有哪一方面，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就军事思想来说，曹操的回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他的建军思想是力图利用天下人士的才智和勇力，以“道”驾御他们，二是说检军搞好了，就没有什么地方不可以占据。这就是曹操的建军思想：以用能人的方针，网罗天下有真本领的人士，以行法令、重赏罚的“道”，驾驭这些人士。
（一）用能人
曹操认为，治平和治乱时期的用人标准，应当有所区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东汉是治平时期，用人尊崇节义，名实，任用的人虽然学习儒家经典，讲究德行，名气很大，但是治国治军本事往往很平庸。这在群雄争胜之际，是不适应夺取天下的任务的。曹操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治乱中度过的，不能不同东汉治平的社会风气作斗争。他大声疾呼用人要重功劳、才能，有时甚至偏激地指出轻德行。他说，如果只有廉士才可以任用，那么齐桓公如何称霸？现在天下没有吕尚身披布衣、怀抱高才、在渭水边垂钓的人吗？又能没有陈平那样盗嫂受金、还没有遇到魏无知推荐的人吗？要明察荐举出身微贱的人，唯才是举，使我能得到并任用他们。他承认“有行”和“进取”常有矛盾，有德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德行。既然如此，不妨忽略“有行”，只求“进取”。他说，陈平难道有德行，苏秦难道守信用吗？，可是陈平奠定汉业，苏秦扶助弱燕。由此说来，士有缺点，难道可以废置不用吗？有司好好考虑这个道理，那么有才能的人就不会遗漏，官府也没有荒废的事情了。后来，他把这种思想发挥到极致，说，吴起是个贪将，杀了妻子获取信任，散发金银谋求官职，母亲死了不回去葬母，可是他在魏国，秦人不敢向东进攻，他在楚国，三晋不敢打南方的主意。现在天下能没有这样的人吗？如果隐逸在民间的有崇高道德的人，以及勇敢不顾一切，临敌力战的人；或者是文俗之吏，具有高才异质，或者是胜任将军、太守职务的人；或者是蒙受侮辱之名，见笑之行，或者是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要举荐所知道的，不要遗漏。他为了用有能之才，坚持出以公心，“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实际上曹操用人，既主张用有德行的，也主张用德行上有亏缺的。大体来说，在创业阶段，偏重于才，因此“矫情任算，不念旧恶”，以作到“文武并用，英雄毕力”，因此戏志才、郭嘉等行为不检，蒙受一般人指责的人，都凭其智谋受到重用；于禁、乐进原居行伍中，张辽、徐晃本在俘虏内，这些低贱的人都被他提拔成长为一代名将。但是后来曹操在为子孙代汉作准备，不再唯才是举，而很计较其是否拥护他的代汉事业，如果防碍了他，越是有才越遭嫉恨，甚至被其杀害。
（二）行法令，重赏罚
曹操的御军之道，是以法治军。他说：“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说孙子“齐之以武”，“武”就是“法”，只有用法，才能使军队整齐划一，使下面同上面保持一致，法的内容包括“部曲幡帜金鼓之制”，“百官之分”，“粮路”，“军费用”。他亲自制定军队管理条令、步骑兵战斗条令、船战条令等军队条令，规定营规，规定军队出营、行三百里、至营、至营讫和行军时的规定；规定船战中擂鼓时吏士、什伍、战士们的战斗动作、战船的队形；规定步战中根据鼓音的遍次和变化，步骑士、斥候、诸部曲、兵曹们的战斗动作，临阵时根据指挥信号向前、后、左、右的要求，各级指挥关系和职责，对伍中不进者的处置权，临战时的禁止行为、乘骑的位置、动作，进战时士与号的关系、前后兵的位置等等。凡违反者，轻则没收、不赏功、鞭杖，重则立斩。
曹操认为，行法令，要坚持“设而不犯，犯而必诛”。立法的目的，是以它的威慑、阻吓作用，让军队成员警醒不犯法，一旦犯了法，必须坚决执法。立法者和执法者犯法，概莫能外，法令才具有权威性。一次行军时，他下令禁止士卒伤麦，犯者死，他的坐骑却腾越踏进麦地，他召来主簿议罪，主簿说根据春秋的规矩，罚不加于尊者。他说：“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于是拔剑割发扔至地下。儿子曹彰受任征讨代郡乌桓，行前曹操告戒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
曹操行法令时，主张重赏罚。他引《军谶》说，“军无赏，士不往”，认为褒奖死者是激励生者，厚待以往有功人员是着眼于今后，把赏赐看成是军队吸引人、激励人的必要手段。认为和平时期不妨崇尚德行，战乱时期必须强调“有事赏功能”，方可立功兴国。他仰慕历史上“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的名将赵奢、窦婴，坚持向他们学习，赏赐有功劳、有才能的人，特别是赏谋功。他主张把赏赐形成法令制度，该赏的一定赏，不该赏的一定不赏。对有功人员，坚持给予应得之赏。有功人员田畴辞爵，他三番五次动员田畴接受，说否则就是成就一人的高名，而违背王典，造成自己的过失。对于无功人员，主张不给无功之臣升官，不给不参加战斗之士颁奖。他个人愿为赏赐作出牺牲。建安十二年，他追思窦婴散金之义，把所得三万户租分出来，同诸将及掾属分享，酬答众人，自己不独占大恩惠。
曹操认为应当赏罚互补、恩威并用，光有一面不行，不可专用恩，也不可独用罚，不然就像宠惯了的孩子，不管喜怒，都会同你瞪着眼互看，一点也不怕你，有害而不可用。赏罚严明以后，能做到即使指挥大部队，也像指挥一个人那样。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罚罪和赏功不一样，要看时机。他认为，在天下土崩瓦解时，群豪并起，人怀不满，各有自为之心，这是上下相疑之秋。 这时即使以信任对待群臣，他们还害怕，不相信，如果对他们执法，则谁不自危。因此，在自己脚跟没有站稳时，从安定人心、稳定大局出发，他只赏功，不罚罪。官渡之战中，他缴获军中通敌书信，都一火烧之，他说，面对强大的袁绍，我还不能自保，何况大家呢？建安八年，人心归顺，地位巩固，罚罪条件才具备，他终于颁布败军令：《司马法》说：将军死于退却。所以赵括的母亲，请求不因赵括的战败连坐。这件事证明古代的将军，率领军队在外面战败，家属就在国内受罪。自从命将出征以来，只赏功，不罚罪，这样做不符合国典。今后众将出征，战败的抵罪，失利的免去官爵。
不拘一格起用能人，依靠法令，有赏有罚，又有严厉，又给予利益，这是曹操的建军思想核心。
曹操在战争中残忍好杀，下令”围而后降不赦“，在彭城同陶谦大战时，杀人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征吕布时再屠彭城。官渡之战中，坑杀袁军数万，此后屠城和诛灭三族的还不少。曹操企图在扰攘之际以此示威于天下，实为滥杀无辜，暴虐无道。最后未能统一中国，这未必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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