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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军事思想（上）
一、诸葛亮军事思想的来源和军事著作
诸葛亮军事思想有广泛的来源。首先，来源于刘备集团兴复汉室的战争实践。社会实践包括战争实践本来不被东汉以家尚经学为传统的儒生所重视，但是自从群雄蜂起、酿成末世之祸以后，这些稽古的儒生便被看成是不达时务的俗士。这时，出现了一批关心时局的士人，风气逐渐改变为谈世事喜说纵横，识时务者誉为俊杰。诸葛亮便是在这一风气变化中涌现出来的俊杰，是新派中的佼佼者。他在荆州学派影响下，养成简明求实、重视时务、淡泊宁静、身体力行的学风。在探讨刘备集团如何发展力量、战胜中国最强大势力曹魏的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由于刘备集团实践的核心问题，始终是以弱胜强，因此这个问题便形成了诸葛亮军事思想的主题。其次，诸葛亮生于孔子家乡和儒学发达的鲁地，邻近管仲所在的齐地，他的军事思想较多地受到儒家和法家的影响。他汲取儒学中以“德”为中心的有用思想，扬弃其君权神授、亲亲等级和谶纬妖妄。儒学对其军事思想的影响哟两个突出表现：一个是在战争观上，坚持“王者之兵”和人谋取胜。二是在用兵时使用正兵较多，使用奇兵较少，不大善于运用权谋诈术。法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在主张以法治军。主要是吸取法家关于明法、富国强兵、敢于从下层选拔人才等思想，而不大用其权、术、势等思想。他的兵学还受到其他学派思想的广泛影响。他当政后写申、韩、管子、六韬，推荐给太子刘禅作必读教材，说明他取法较杂。历来学者也认为诸葛亮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杂采诸家，兼收并蓄。朱熹称“孔明学术亦甚杂”，叶适以为他“本王心行霸政，以儒道挟术数，为申、商、韩非而不自知”。诸葛亮家乡邻近的齐地，是太公吕尚、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的封地或家乡，是兵学发达之地。这一有利条件便利诸葛亮吸取兵家思想。从军事实践上看，诸葛亮不仅学习了兵家权谋，大约也较全面地精研了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
诸葛亮的军事思想，记载在他的军事著作中。由于他的影响较大，“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这造成了诸葛亮军事著作的真伪问题。今考可信者，有《诸葛亮集》中的军事部分。《诸葛亮集》在诸葛亮死后40年开始编辑，是在西晋中书令张华推荐下，由阳平令陈寿奉诏编成。该集24篇，今篇目尚存，文多亡佚。《北堂书抄》、《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辑有其军事思想若干条。考《诸葛亮集》篇目中，“南征”“北伐”“计算”“兵要”“传运”“军令”上中下8篇，显然是谈军事；其他“权制”“综核”“杂言”“贵和”“法检”“科令”等篇，对军事也应该有所涉及。诸葛亮军事著作可信者，还有《诸葛亮兵法》。《隋书·经籍志》注称，“梁有《诸葛亮兵法》五卷，亡”。清人侯康认为：“《通典》一百五十六引诸葛亮‘兵法’，一百五十七引诸葛亮‘兵要’，《御览·兵部》亦屡引诸葛亮‘兵法’‘兵要’，大约即一书而异名耳。《御览》复引诸葛亮‘军令’，亦当出此书。”
诸葛亮军事著作可疑者计有：《便宜十六策》一卷，《武侯八阵图》一卷，等。《便宜十六策》，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始见著录、《宋史·艺文志》杂家类载《武侯十六计》一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疑附托者所为。按该书第九策《治军》有四句话同《太平御览》卷三一三引诸葛亮《兵法》文字发生重叠，第十四策《斩断》与《太平御览》卷二九六所引《武侯兵法》400余字大略相同，但两处文字都经过窜改，此卷也许是真伪杂糅。《武侯八阵图》，载于《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按诸葛亮八阵图自中唐即失传，宋神宗君臣反复探讨该阵图真相亦疑不能明，此卷显系伪书。此外，可疑的还有宋志所载的诸葛亮《占风云气图》一卷、《兵书》七卷、《兵书手诀》一卷、《文武奇编》（《便宜十六策》的异名）一卷，基本都是托古之作。侯康《补三国艺文志》指出：“《通志·艺文略》又载诸葛亮《十六策》、《将苑》、《平朝阴符二十四机》、《六军镜心诀》及后世所作《新书》。皆出依托。”其中《将苑》50篇，在中国兵书中最早把为将之道著为专书。清初姚际恒断其为伪书。《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考此书诸家不著录，至尤褒《遂初堂书目》乃载其名，盖伪书之晚出者，…… 委巷之谈，均无足与深辨者耳。”《将苑》一书多名。陶宗仪《说郛》作《新书》，明弘治间改名《心书》。《四库全书总目·心书》条认为：“考五十篇内之文，大都窃取孙子书而附以迂陋之言，至不足道，盖妄人所伪作”。陶宗仪把《将苑》称作《新书》后，又另有一内容全异的《新书》出现。康熙四十四年兵部尚书张鹏 编辑诸葛亮文集《诸葛忠武志》，除载《心书》50篇外，又载《新书》14篇，张指出该《新书》“多用七书（《武经七书》）中语”。按张氏所辑《新书》不仅最为晚出，并大量征引《武经七书》，有杂有后世用语，把列阵称为“布阵”，作伪之迹尤其明显。
二、“王者之兵”和以人谋取胜的战争观
诸葛亮吸取孟子王者之兵的学说，并借鉴历史及当代经验，认为战争的性质和人的努力给予胜败以重大影响，弱者拥有正义和人谋的优势可以战胜强者。首先，正义的“王者之兵”由于有“道”有“德”，是无敌的，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他说：“夫王者之兵，有征无战，尊而且义，莫敢抗也，故鸣条之役，军不血刃，牧野之师，商人倒戈”，从前的项羽，由于不是依靠有“德”而兴起，尽管处于华夏，拥有帝王般的权势，最终还是身死东城，败于陔下，“皆以不义，陵上虐下故也”，并成为后世永远的戒鉴。相反，从前光武帝刘秀起事，仅凭数千弱卒，却能在昆阳郊野摧垮王莽40多万军队，这是因为拥有道义，讨伐邪恶，胜负就“不在众寡”。《军诫》说：“万人必死，横行天下”，只要具有必死的坚定信念，一定的实力，“据正道而临有罪”，弱者最终定能取得胜利。他谴责董卓和曹魏的战争是“造难”和“阶祸”。指出由于“天下之人思慕汉室”，兴复汉室的战争必将获得广泛的支持。他对刘备说，你率兵北定中原时，“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又说自己进行的北伐，具有充分的正义性，是“龚行天罚，除患宁乱”，“因天顺民”。这些，实质上都是主张用道义优势弥补实力不足。
其次，他总结当代以弱胜强的经验，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天命），抑亦人谋（人的努力）也。”诸葛亮主政后，蜀、魏力量对比悬殊，客观条件十分严峻，留给他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只剩下主观努力，在战争和治军的谋划上，制订并实施卓有远见的谋略。他为此身体力行，全身心投入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企图借鉴曹操的方法战胜曹操。
刘备集团的斗争，处在以弱小力量同强大的曹魏作战的条件下，始终面临着能否生存和能否取胜的问题。诸葛亮的战争观，指出了取胜的依据，为刘备集团以弱胜强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以治为胜的建军思想
诸葛亮在兴复汉室的斗争中，企图建立胜任这一重任的军队。他努力保持军队有较大规模，以20至23万户人口，养兵14万，以平均不到2户养1名兵员，蜀军员额接近了极限，但仍然只有魏军数量的1/4强。显然，担当北伐大业，胜过魏军，不可能通过继续扩军完成，只能通过走精心治理、以质量取胜的道路完成。诸葛亮以极大精力探索这条道路。第一次北伐失败后，看清蜀兵的质量也不高，指出：“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兵不在兵少”，要求“省兵减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认为“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从此，更加注重整顿军队，提高军队素质。诸葛亮所选择的这建军道条路，是《吴子》所说的“以治为胜”的道路。其主要内容是：
（一）强调制度建设
蜀军自江陵之败以来，经夷陵、街亭之战，接连战败。蜀国人士在总结战败原因时，不约而同地探讨了“制”与“将”的关系。长水校尉廖立批评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已经看到，关羽的失败，是不能正确处理个人的勇敢、意向和“法”的关系。诸葛亮则进一步给予理论概括，指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在他看来，一个军队的军令制度和作风纪律养成，比将领才能更加重要，是关乎军队成败一个更深刻因素。这就把军队制度的健全、作风纪律的养成，提到了原则的高度，指出了军队的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质，在一定意义上比人治更重要。这是深刻的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也是新鲜的思想，发前人所未发，对以前兵法对将帅作用的强调，是一个修正和发展，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诸葛亮心目中的“有制”，实际上是作战中从主将到驭手，全军至死坚守各自的战斗岗位，听从金鼓指挥，执行各种政治纪律，是军队具有良好的军令制度和优良的作风纪律养成。他积极进行制度建设，制定新的法令，包括许多战斗条令，涉及陆战、船战、阵法、行军、后勤、纪律、祭祀。以建立一整套军令制度。战术方面的军令制度，在战术一章中已作了介绍。此外，还提出军队“七禁”，严厉反对下述七种错误倾向：轻视军纪。甲胄兵器不齐备；怠慢军令，接受命令不传达，不听金鼓、旌旗号令；强盗恶习，不供应粮食、武器，抢夺别人战功；欺哄蒙蔽，兵刃不磨锋利，弓弩不装上弦；违背军令，不跟从旌旗行动，借口救死扶伤擅离战场；胡行乱来，行军混乱，堵塞道路，上下任意妄为；妨碍营规，串营拉乡里关系，耸人听闻，疑惑部队。凡违犯上述七禁者，斩首论处。
（二）强调训章明法
诸葛亮认为，军队建立起一套典章制度后，还要训章明法，即对部队进行典章制度的教诲，在执行典章制度的过程中申明法令，以便使部队遵守纪律，养成良好的作风。训章明法的中心，是严格执法。他祖父司隶校尉诸葛丰，凡有侦刺揭发，无所回避。诸葛亮继承祖父严格执法的作风，认为从历史上看，汉高帝针对秦政苛民怨，用法改为宽，取得极大成功。现在情况相反，刘璋治蜀，威刑不肃，失之于宽，应该反过来纠之以猛，严格执法。这既是历史经验，也是现实军事斗争需要。孙子、吴起无敌于天下，是因为用法严明。晋悼公之弟杨干犯军法后，为绛无法杀杨干，但是坚决杀了给杨干驾车的仆人以明法。当前，四海分裂，伐魏战争才开始，应当强调严，如果废法不究，用什么去战胜敌人呢？
诸葛亮严格执法思想，有三个特点：一是对主帅严。街亭败后，按照“春秋责帅”原则，勇于承担领导责任，自贬三等，向天下公布失误。二是对军务大臣严。李严以中都户署丞相府事，运粮不继，为掩盖失职行为，阴谋破坏北伐。尽管李严身受遗诏辅政，诸葛亮还是上表进行弹劾，把他废为平民，认为不可姑息养奸，危害统一大业。三是对亲信严。诸葛亮视参军马谡如子，而且天下未定，急需这样的智谋之士，但马谡在街亭违背他的节度导致重大失败，还是依法把他下狱论罪处死。诸葛亮主张用法不但要严，而且要明，只根据事实，绳以法律，不夹杂其他因素，正如他所说的：“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
（三）提倡作良将
诸葛亮认为，在精心治理、以质量取胜的努力中，将帅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要提倡将帅作良将，将帅应当努力提高自身修养。作为主帅，自己应当带头作良将。不居功，同部属建立真挚的友情，欢迎部属评论治军得失，倡导“事有不至，至于十反”、“集众思广忠益”，自己的过失，主动作自我批评。街亭败后，自责“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号召部属“勤攻吾之阙”，企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封建制度下所能发挥的民主，促使其治军的各项政策措施臻于完善。他希望所部将领都作良将。认为良将应当“守忠”，方能“志立而扬名”。良将的行为，要像璧玉那样没有污点，地位显赫不骄傲，受委任不专断，有人扶植不依赖，面临危难不畏惧。良将不爱美玉，珍惜寸阴，由于战机难遇而且容易错过，要以衣不解带、足不沾地、鞋掉了顾不得拾的紧迫感，去进行捕捉。在处理军中事务时，让别人选择该提拔的人，不任用自己想任用的人，在衡量部队战功时，不凭自己臆测说了算。
（四）重视后勤保障
诸葛亮从其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为实现精心治理，以质量取胜，必须十分重视后勤建设。当刘备外出征战时，诸葛亮往往留在后方，支援前线，后来他亲自率军北伐时，又遇上艰巨的后勤保障问题。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重视后勤保障的思想。他主张战前积极发展农业，增加军粮储备。在进行南征、北伐等大的军事行动前，都有几年时间鼓励发展农业，兴修水利。北伐前，征丁1200人，保护都江堰水利工程；劝农黄沙时，整修山河堰。他认为“粮谷军之要最”，性格粗疏的人不宜主管军粮。他认识到粮食运输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北伐的成败，主张千方百计多渠道地解决这一难题。如动员自己和众将子弟在山谷中运输粮草，靠近前线建设粮仓，在敌境屯田，就地生产粮食，以减轻战时运输的压力，等等。
当时的社会风气是轻视技术。但是诸葛亮十分重视武器装备，要求进行技术革新，提高武器装备性能，并保证其质量，以弥补兵力人力的不足。他主张根据蜀军山地战的特点，改进连弩，使连弩成为山地战最具威力的武器；主张创制木牛流马，使它成为山地运输最先进的交通工具。他认为用质量差的武器对敌，会败坏军事行动。主张生产的钢铠达到5折（锻造次数）、矛达到10折的较高质量标准，还主张依法拘捕那些不顾兵器质量的主管制造的官吏。他作为将帅，如此重视军事技术，并取得突破性成功，在三国最为突出，在历代也是屈指可数的。
诸葛亮军事思想（下）
一、以弱胜强的战争指导思想
诸葛亮根据上述正义可胜、人谋可胜的战争观，形成了他转弱为强的战争指导思想。诸葛亮认为：
1、刘备集团进行的战争，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战争。刘备集团应当从寄寓荆州的处境中摆脱出来，过渡到依靠自身力量独立进行战争，“亲贤人，远小人”，依靠“志虑忠纯”的“贞良死节之臣”，争取魏国内部拥汉势力和敌境百姓“箪食壶浆”的支持，去赢得战争。
2、刘备集团只有夺取、建立、经营自己的根据地，才有条件转向直接同曹魏作战。刘备寄寓在荆州时，兵微将寡，而曹操力量极为强盛。刘备主要任务虽然是消灭曹操，但是现阶段的任务是避开曹操，壮大实力，转弱为强，向曹操势力达不到的地方夺取根据地。荆、益正是这样的地区。它们对刘备崛起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军事地理上，荆州北据汉水、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益州险塞隔绝；经济上，荆州利尽南海，益州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土；历史上，汉高帝利用益州成就统一中国的大业；从可行性上看，荆、益之主刘表、刘璋庸碌暗弱，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必不能长久守住二州。因此荆、益作为根据地，不仅较为理想，也是刘备夺取时力所能及的。诸葛亮在隆中谈话时预测，天下将由于刘备夺取荆、益实现三分，未来将是曹操、孙权、刘备三家争天下的斗争。刘备夺取荆、益根据地后，应该向大力经营方向转变，固守险要，积极整军备战、建立和巩固政权结合起来，使根据地成为兴复汉室的战略基地，使自己转弱为强，为直接进攻曹魏的战争奠定较好的物质基础。
3、经过转弱为强，应当适时转向北定中原，对魏国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实现刘备遗愿和自己终生奋斗目标。按照《隆中对》设想，转变基本条件是跨有荆、益，此外，还需要东吴的外援，等待出现曹操集团拥汉势力发动“天下有变”的时机。但是事情发展不如预筹理想：荆州被东吴袭占，江陵、夷陵战败，国家元气大损，天下有变并为出现。在此形势下，蜀国仍然据有益州，《隆中对》设想的北伐条件大体具备，但没有、也许永远不可能全部具备，在将来魏国克服天下残破的局面以后，魏强蜀弱的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大，时间不利于蜀国，如果不采取进攻行动，很可能像刘表那样坐而待亡，自己身后，蜀国无人能够蹈涉中原，抗衡大国，因此，在不如原设想的条件下，也应该实行战略转变，并以励精图治、积极备战弥补国力不足。北伐应从魏强蜀弱总形势出发，在局部地区造成蜀强魏弱优势，依靠精锐的蜀兵，以使在整体上创造以小敌大、以弱胜强的奇迹。北伐中，进要龙昂虎视，囊括四海，退也要威胁敌境，震荡宇内，以“平取”、“十全必克而无虞”和边打边总结为原则，以依次夺取陇右、关中、洛阳为目标，以汉中、武都阴平、陇右逐次定为前进基地，逐步推进，最终还于旧都。
4、军事斗争应当辅以外交斗争。通过形成有利的外交关系，获得“犄角之援”的重大战略利益：第一，在对魏作战中，通过争取东吴出兵，迫使曹魏两线作战。估计在北伐魏国时，孙权最积极的反应，是出兵占领魏地，分裂魏国；低度的反应，是掠夺魏国人口，拓展边境，向国内显示武力。要积极争取吴国“以同盟之义，命将北伐，共靖中原，同匡汉室”。第二，即使孙权不出兵配合，东吴也分散了魏国兵势，使魏军“河南之众不得尽西”。第三，削减蜀吴边境驻军，使“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即使在第二、第三种情况下，联吴带来的战略利益也够大的了，因此必须千方百计保持这一联盟。
保持联盟的困难是处理同东吴的矛盾。联盟内部存在矛盾，东吴有可能利用刘备到京，扣留、加害他；对此应保持警惕，并避免矛盾激化。不能因为有矛盾就放弃联盟。在对吴关系上，蜀国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以东吴为友，共同抗曹，或者以东吴为敌。走后一条路，只有兼并东吴，才谈得上进兵中原，而短期内东吴是不能平定的。结果顿兵相持，坐而待老，使魏国得计，这决不是上策。既然如此，必须控制同东吴的矛盾，给予其优厚条件，必要时作出重大让步。在联盟破裂后，以承认东吴袭占荆州的既成事实，换取联盟的恢复。宁愿暂时损害蜀国的汉统地位，也要对孙权称敌给予承认，以维护并巩固这一联盟。这是对蜀国最有利的计策，是大局和长远利益的所在。应当顺应形势变化，通权达变，不能像匹夫那样仅仅为了泄愤。
诸葛亮转弱为强的战争指导思想，首先演了一出喜剧，指刘备集团迅速崛起西南，三分天下。其所以成功，是由于坚持避实击虚、以退为进的原则，坚持在向曹操发起战略进攻前，先要有一个避开曹操、壮大自己的阶段，从根本上缓解了刘备目标和实力间悬殊的矛盾，也是由于抓住了曹、刘间还有大片中间地带可占领这一机遇。他的北定中原思想，接着遭到悲壮失败，演了一出悲剧。这是因为，刘备集团对于东吴对荆州势在必得，对于孙、刘这一战略利益冲突的尖锐性，估计不足，未能防止孙、刘交兵和交兵时遭到重大损失，北伐虽然连年动众，终因强弱悬殊，未能有成。同时魏国建立后，拥汉势力消失，北伐只能力取，无法借势，诸葛亮所能作的，只有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而已，这是在隆中时始料不及的。
二、谨慎用兵和攻心为上的战略战术思想
诸葛亮战略战术思想视情况不同，具有不同特色。在敌强己弱条件下，如北伐魏国时，其特色是用兵十分谨慎。首先，他不肯冒险。他以兴复汉室为总目标，采取攻势战略，这些是很大胆的。但在具体战略战术上，他深知现有14万蜀军是全部希望所寄，在攻击数倍于己的大国时，不得不稳扎稳打，尽可能减少风险。所以魏延出奇兵直取长安的计划尽管诱人，他也宁愿“安从坦道，十全必克”。事实上，由于街亭之败，连“十全必克”也没有兑现，足见不肯冒险是出自对敌我对比和能作到事情的清醒认识。
其次，行动多疑求稳。第一次北伐时，由于是他首进攻魏国，在处理陇右三郡响应蜀军时，反应慎重。当时人袁准评论道，诸葛亮鉴于“蜀兵轻锐，良将少”，“未知中国强弱”，所以初次出兵时行动缓慢，屯营重重迭迭。虽然诸葛亮勇而能斗，但还是心怀疑虑而试着进兵，在三郡响应时，“徐行不进，既而官兵上陇，三郡复，亮无尺寸之功，失此机”，足见他之谨慎。
再次，通过夺取主动权，减少损失。在作战指导上，他精心挑选魏军无备或东下的良机出兵，通过转换每次的攻击方向，夺取战场主动权。战场有利就打，战场失利或粮尽就退兵回国，不陷入被动。在进攻中以阵地战和野战相结合。其阵地战的任务是夺取陈仓等要点，或保卫渭滨等屯田重地；其野战的任务是打破魏军固守不战，诱其来攻，以便消灭魏军于被动中，他交替使用这两种作战形式。在进攻陈仓城受搓后，就转变为以野战为主。他精心组织每一次的退却，在山地伏击追兵，以保障退兵安全。
诸葛亮谨慎用兵思想，保证北伐即使失利，也没有出现关羽在江陵和刘备在夷陵那样的覆灭性的失败。但是缺点与优点是同在的，由于谨慎，用兵不够大胆，出奇制胜更少，虽无大败，也无大胜，以致连年动众，未能有克。在这个意义上，陈寿评他“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在己强敌弱的条件下，如南征时，其战略战术思想特色是主张攻心为上。南征中，他采纳马谡建议，发布教令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从南征实践看，诸葛亮攻心为上思想包含如下认识：
首先，攻心比攻城更重要。把精神上瓦解敌人摆在首位，是诸葛亮战略上的需要。因为南中一些大族、渠首恃其地险路远不服，今天蜀国平定叛乱，明天他们又反，蜀国正准备倾国北伐，他们知道国势内虚，再次反叛将更快。为了保障南征后全力投入北伐，和当地不留兵，不留粮，使南中成为北伐的可靠后方，诸葛亮对于南中，不仅需要军事征服，更需要使其大姓、渠首政治上心服；因此在南征中，攻心不能不是最高的作战原则。诸葛亮主张采用攻心，也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继承。中国最早的一些兵书，就有攻心的论述。如《军志》：“先人有夺人之心”，《孙子·军争篇》：“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孙膑：“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服其心。今秦之所恃为心者，燕、赵之权。今说燕、赵之君，勿虚言空辞，必将以实利回其心，所谓攻其心也。”诸葛亮心战为上思想，是上述“夺心”、“攻心”思想的直接继承。
其次，心战和兵战相互配合。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双管齐下，以兵战为心战创造条件。诸葛亮在南征前试图招抚叛乱势力，但仅凭善意争取无效。南征中，俘获高定妻子儿女后，企图利用高定走投无路的困境，对其招降；不料高定纠集残部，决心死战。诸葛亮惊讶“邈蛮心异”，攻心又不成。直到以得胜之师有能力消灭孟获叛军时，攻心才获得成功。
再次，明确传达己方善意，才能收到“服其心”的目的。诸葛亮在完全可以消灭孟获时，出人意料地对其七纵，向叛乱势力显示他的绝对优势，和愿与合作的真诚愿望，从而取得孟获“南人不复反矣”的允诺。诸葛亮把攻心提到战略高度，实践中运用攻心作战获得重大成果，验证了攻心理论的正确和威力。这使得他的攻心思想脍炙人口，影响超过前人。
诸葛亮军事思想的实质，是以弱胜强。其战争观、建军思想、战争指导思想、战略战术思想，无不围绕着这一要求而展开。诸葛亮军事思想，基本上成为刘备集团军事上的指导思想，并在三分天下和治军上取得巨大成功，对后世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又由于他在北伐上连遭挫折，也引起后人深入探讨的兴趣。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其影响都比较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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