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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175—210），字公瑾，庐江舒（今安徽庐江西南，位于长江北岸）人，东吴淮、泗集团的主要成员，前期的最重要将领，谋略家，享年36岁。在言谈议论和行事中，表现了如下的军事思想：
一、韬勇抗威不畏强敌思想
面对强敌时，周瑜主张充分估计自己的有利条件，以建立敢于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在东吴困难的时刻，他从军事、政治、经济、幅员等方面分析自己方面的所长。指出在军事上，占有兵精、将士用命、士风劲勇的优势；政治上占有经历两世考验、领导有雄才和人心不思乱的优势；经济上占有出产铜盐等战略物资、境内富饶的优势；幅员上占有地方数千里、兼有六郡的优势。决不能低估东吴战争所赖以进行的这些条件，应从这里建立信心。
周瑜主张东吴应当在汉末纷争之际，“横行天下”，积极开拓，发展自己。他提出要效法楚国，使东吴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他说，楚国初封于荆山之侧，地不满百里，由于继任者贤能，“广土开境，立基于郢，遂据荆、扬，至于南海”，发展成为强国，传业900多年。这实际上是主张东吴在割据扬州之后，要进一步夺取荆州、交州，全据长江，使势力达于南海。在东吴的发展中，他主张顶住曹操巨大压力，该说不就说不，该用兵就用兵，该乘胜发展战果就发展战果。当建安七年（202年）曹操要求孙权任子而东吴群臣摄于其兵威，犹移不决时，周瑜坚决反对送人质，认为送了人质便受制于人。赤壁之战前夕，曹操挟天子而企图灭东吴，在东吴大多数文武官员丧失抵抗意志时，周瑜“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坚决主张抗曹，认为东吴本来就应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主张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同强敌实行战略决战。打退曹操后，他提出乘曹操兵败，逐步占有南方，进取北方，以便据有华夏，最终统一中国。
周瑜赞成在曹操灭吴时联合刘备共同抗曹。但是在打退曹操进攻后，他对联合的注意力，重点转为警惕盟友坐大、维护己方安全和发展利益。他企图软禁刘备，分置关、张各在一方，拆散和兼并刘备集团，不使他蛟龙得云雨，为害东吴集团。临终又告诫联合盟友时要警惕养虎遗患。
二、料敌虚实以长击短思想
在战争指导方面，周瑜强调实事求是，在敌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其势汹汹压境时，主张实事求是地分析战争双方的优劣，对敌兵力采取“以实校之”的态度，以掌握敌我全面而真实的情况，洞悉对方的虚夸，明察由于人们患了恐敌病而不承认或看不到的敌人用兵大忌，即发现被敌掩盖的可能导致失败的弱点，在科学的基础上预测战胜敌人的可能。周瑜这一以实料敌的思想，在赤壁之战中对于东吴建立必胜信心，提高勇气和孙权定下抗曹决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战略战术上，周瑜主张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在赤壁之战中，提出根据吴军擅长水战、北兵怯于舟楫、不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的特点，主张以曹军水军为主要攻击对象，利用其“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的弱点，发起以江面上的火攻为先导的决战。这一思想为他带来了大胜。
三、勇作国家柱石思想
周瑜主张，将领要勇作国家柱石。为了作柱石，首先要择主。主张时值乱世，要像新莽末年马援回答汉光武帝时说的那样，“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认为当今正“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要选择投靠有为的英雄。择主后要结主，同选择的英雄深深结交。他十几岁时即远道造访孙策，同孙策、孙权兄弟建立通家之好，此后即受孙氏兄弟信任。自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在此基础上，将领应当自觉地作东吴的柱石，“入作心腹 ，出为爪牙”，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捍卫东吴政权，建功立业。当孙策渡江准备开拓江东而兵少时，他从舅父处率兵前来相助。孙策死后，孙氏政权面临危机时，他带兵入京奔丧，以武力维护孙权的领导地位。当赤壁之战东吴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力排投降的众议，帮助孙权定下抗曹决心，击退曹军。东吴每到关键时刻，他都企图努力镇定内部，驱逐强敌，化险为夷，发挥关键作用。
周瑜军事思想，是积极大胆的攻势战略思想，是天下分崩阶段的产物。在这个阶段里，天下鼎沸，豪强并争，群雄忽兴忽灭，四海不知所从，快速搏击者获利最多，尤移落后者就被兼并，周瑜识此玄机，力主开拓进取。周瑜军事思想也是南渡大族的产物。他的家族势力在江北，只有东吴北取中原，才有利于他家族的发展。这也是他眼光不仅仅局促江东一隅的重要原因。周瑜军事思想对于东吴立足江东、开拓进取和把曹操势力阻止在北方，起了重大作用。他的武略，在当世即获得公认。刘备曾经叹道，公瑾器量广大，文筹武略，万人之英。孙权认为他胆略兼人，有王佐之资，在称帝时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给予他充分肯定。周瑜以弱者而具有“横行天下”的气概，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敢以数万敌百万”（毛泽东对《南史 韦睿传》的批注。他在该传记叙南朝梁将韦睿率兵兼程参加钟离之战的文旁批注道：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的思想、并获得成功的突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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